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侯建刚，1958年出生，成都人。老家山东垦利黄河入海口，生于重庆奉节长江三峡起点。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大学）哲学师资班。做过工人、大学老师、共青团干部、资深记者。
年轻时遍读西方名著，熟悉中西方历史、文化，对文字美有独特的审美视点，一辈子激情飞扬，童心不泯，在文史哲交汇处，找到了诗词歌赋的爆发点。正在开创哲思形诗歌的独特道路，致力于以诗词歌赋形式写出大历史和大文化。
本文作者侯建刚。
副题：读舒扬《我们的1978
——西南政法学院级纪事》有感
格老子，这个龟儿子的舒扬，你娃头儿太有才了！一段区区四年的大学岁月，竟然被你娃洋洋洒洒地弄出了三十万字来！
一位日理万机的广州市社科院党委书记（现广州市电大党委书记），一位蜚声学坛、著述颇丰的大学者，竟然能够、而且愿意如此倾情地投入大学往事的回忆与写作上去，这只能说明当年的大学生活给了他太多太多快乐而有精神价值的回忆，这些东西早已进入了他的血液与骨髓之中，成为了他一生的财富。
在广州飞往成都的回程飞机上，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舒扬的这本大部头，整个阅读过程是那么的惬意。万里高空上是一片白茫茫的如絮云海，我心中不断涌起一阵阵波涛澎湃的激情，那是温馨的回忆和愉悦的价值认同。掩卷思量，最大的感觉是：功夫在诗外，得来全不费工夫，为了这本价值非凡的倾心、倾情之作，我要万分真诚地说上一句：舒扬兄，费心了，多谢了！
西政78级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历史的一代，年龄长者三十出头，年龄幼者十四五岁，可谓父子同窗，母女同学。423名同学中，产生了14位部级高官、一百多名厅级干部、数十位中国法学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中国最专业、最富有的若干律师事务所由我的同学开办、国内相当一批法学院校的校长、院长由我的同学担任。中国教育界、司法界把它称之为“西政现象”，并盛誉为“不可复制的西政78级神话”。
对于西政78级神话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贺卫方、王卫国、江必清、舒扬等一大批学友已经有过深入的解析，可谓“前人之述备矣”。每每看到这些高妙的论述时，我除了无保留地赞许和认同之外，还每每跃跃欲试地还想进而加以阐述。
我以为，文革后首期法律院校恢复招生，众学友艰坎、丰富的人生经历、阅历和越过重点院校招生线的考分，以及西政领导、老师们对学生们在发展个性，研修学业方面无比慈爱的包容，这三位一体造就了“不可复制的西政78级神话”。
文革中，全国政法院校停止招生。恢复高考的1977年，千疮百孔的政法院校没有来得及招生，直到1978年，才有西南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华中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率先招生，而在这四所政法院校中，唯有西政鹤立鸡群，一枝独秀地为重点大学，这就表明西政学生的基础素质明显优于其他政法院校学生。
记得很清楚，1978年10月4日，我们在西政领导、教职员工、乃至家属们苦等多年的望眼欲穿中来到歌乐山，学校的领导和师长们如同晚年得子一样，把每个学生视为自己的心肝宝贝，慈爱之情、怜爱之喜难以掩饰，常常娇宠到放纵、溺爱的程度，由此，歌乐山成为了我们78级学生的伊甸园。
我们的老院长胡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同时也是风度翩翩的儒雅学人。1957年，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免于右派之难，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就是不肯出卖自己的学生，为此，他被行政降级处分。在78级新生的开学典礼上，他还专门讲到这段经历，把当年没有保护好每一名西政的学生，作为自己人生永远的追悔、永远的痛。
胡光院长已去世十几年了，现安葬在成都墓盘山革命公墓，恰巧与我父亲的墓碑仅五米之遥。每年清明去给家父扫墓时，我都会在老院长的墓前伫立良久，追思这位革命老人慈祥、宽厚、儒雅的音容笑貌。
西政老师对学生们视如己出，娇宠、溺爱有加，有时候竟然达到了一种护犊子的程度，这一点我在我的年级主任武青芳身上有着太多的感受。
武主任和她先生宋子祥（西政副院长）都是河北人，她原本担任西政财务科科长，行政17级。因喜欢读书、思考，在我们进校前，被西政党委书记苏明德亲任为师资班年级主任。
我进大学时二十出头，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只是可着劲地读闲书，发一些忧国忧民的感概，写一些风花雪月的闲诗，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热血文学青年。
我们刚进校的时候，西政的学习、生活环境及其简陋，没有像样的教室、寝室，被同学们戏称为“稀烂政法学院”。那时我一心着迷写小说，于是经常逃课去烈士墓的石桌上写作。一天早晨，武主任在烈士墓将我捉拿，她丝毫没有批评和责怪我，而是十分理解地对我说：“早上你还是应当去教室上课，哪怕是为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纪律，你也应当去上课。下午，我给你找个清静的地方写小说。”
武主任所说的“清静的地方”，其实就是她家。就这样，在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每天下午去她家闭门造车，晚上还在她家胡吃海喝，直至11时左右才回到寝食。
我们进校之初，正是中国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校园里民主运动的风潮狂飙突进，我们都热血沸腾地投入其中，尖锐、激进、甚至“反动”的观点言辞比比皆是。作为老革命的武主任虽然对我们的许多观点并不赞同，但她从来不给我们扣政治帽子，而是以欣赏和嘉许的态度鼓励我们独立思考，探索真理，关心国家大事。
学校有一个做学生工作的女老师，她是文革前的留校生。此人对学生也表现得热情非凡，进校就跟我们套近乎，说她也是成都人。还经常邀请我们去她家，把我们用粮票换来的鸡蛋、鲜鱼等物品加工成佳肴改善生活。我们开始都把她看成可亲可近的朋友，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她说。
一天，武主任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建刚，学校有的人在校长办公会上说你思想反动，你以后发表政治观点要看看场合、看看对象，对有的老师不要什么观点都说。”听了武主任的暗示，我完全不愿相信，我怎么也不能把我认为值得信任、愿意对其讲真心话的师长与告密者联系起来。武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建刚呀，你真的是太年轻了，太单纯了，只知道用心读书，还不知道社会是怎么回事情。”从此以后，我便管那位老师为“职业革命者”，对她也敬而远之了。
1985年初，我正在调往四川团省委工作，一天在团省委办公楼大厅巧遇那位“职业革命者”，她也正在为自己的仕途奔波。我仍将她看做老师，热情地与之打了招呼，不想她径直去了团省委书记办公室，对书记说：“侯建刚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非常严重的人，他根本不适合做共青团工作！”
很快团省委的哥们就将这个情节告诉了我，并问道：“建刚，你过去在学校是不是得罪了她，她怎么会这样说你呢？还是你的老师！”听罢无语，只是一阵阵的不寒而栗，我终于知道了李玉和、江姐、成刚、许云峰是怎么牺牲的了。
这位“职业革命者”是西政的败笔，这种人已是政治的异化物，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不惜出卖任何人，或者不惜以任何东西去与权力进行交易。而我那可敬可爱的武主任则是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高尚的革命者，她与我神情相投，从骨子里鄙视那种投机专营的龌龊小人。
武主任还在关键的时候保护了我，使我感激终生。
1980年秋天，校园里的民主选举刚过去不久，自由主义思潮甚为浓烈。此时《四川文艺》编辑陈晓到重庆组稿，他先到西师，然后和西师热衷政治理论的黄云开、王康、熊郁、李宪等人与川外的陈维刚联系后，来到西政找我，我约了蒋庆、温晓莉、王卫国与本班的杜庆国、韩德云等人与他们谈论哲学与时政。这件事立即被重庆市和四川省高教和公安部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串联，公安部门已考虑抓人。我被定为组织者，公安部门打算直接找我。
这时，武主任挺身而出，她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侯建刚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而且人也十分正派，他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她还阻止了公安部门与我的直接见面，而是把我约到她家里了解情况。她对公安部门的人说：“侯建刚很清高，你们去直接找他，肯定要碰钉子，谈不出好的结果！”
当时，西政有一位我父亲的老朋友担任副院长，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但是在这种时刻，他都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话。而我在进校之前并不认识武主任，她毫不含糊地站出来保护了我，使我觉得能在西政求学，能遇上这么慈爱的师长，真是莫大的人生之幸！
毕业后，我与武主任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通信，以后多次到西政去看望她。只要有可能，她都会像迎接远方游子一样把我叫到家去，腾出最好的房间让我住下，宋院长会满心欢喜地亲自操刀，弄出一大桌美味佳肴，一家人一边饮着美酒，一边家长里短地聊着，那种感觉真像回家一样。所以，以后我一直管武主任为“武阿姨”，管宋院长为“宋伯伯”。
西政领导、老师的开明、包容，也使蒋庆在政治上免遭其难。
蒋庆长我五岁，贵州人，父亲是贵州省法院领导，也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他本身是学法律的，但却剑走偏锋地迷恋上了哲学，先是康德、黑格尔，接着是萨特、郭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再后来就是孔孟、老庄、王阳明，他是一个十分单纯的儿童似的哲人，整天想的都是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脑子里除了哲学还是哲学，没有任何形而下的功名利禄。
进校不久，他的一篇批评雷锋精神的文章，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使人们开始从另外对角度去对一些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进行审视和反思。
川外78级的陈维刚（现波士顿大学哲学宗教教授）是一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子，他通过我的介绍与蒋庆成为了难得的谈友。经常是蒋庆、陈维刚激情洋溢地神侃，我和温晓莉、王卫国、以及川外的刘小枫等一大批同学在一旁津津乐道地洗耳恭听。
那时马克思的《1848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引起了思想界的重视，蒋庆通过对这本小册子的研读，看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年轻马克思，一个是老年马克思，于是他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文才飞扬的长篇论文《回到马克思》。这篇文章犹如重磅炸弹，在中国思想界和政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使蒋庆顿时成为了备受各界关注的“问题学生”。
有关宣传、教育部门对蒋庆叛经离道的言论十分震怒，要求对蒋庆做出诸如开出学籍的处理。而学校据理力争，坚持把蒋庆视为勇于探索真理的热血青年，并禀报上级，尽量做好蒋庆的思想转化工作。上级转念一想也有道理，如果能够成功地转化蒋庆这种顽固不化的问题年轻，那将是全国思想教育战线上的一个重大成果。
于是学校组织了七人帮教小组，由学校宣传部长高峰领衔，汇聚了西政马列造诣深、铁嘴钢牙的几名教师。帮教工作每周二一个下午，持续了两三个月，蒋庆独自舌战群儒，不仅已有的思想认识没有被转化过来，而且进而促发了更多的思想火花。
上级领导部门十分关心蒋庆的思想转化进展，他们希望西政能够提供一个转化“问题学生”的典型。然而，蒋庆是一个顽冥不化的学究，他没有认同的观点，他誓死也不会附和。帮教小组与蒋庆的讨论、辩论，始终是在一种平等、尊重、尊严的氛围中进行的，到最后的结果是：学校尊重蒋庆保留个人观点，蒋庆不再公开发表激进言论。
上级所期待的转化“问题学生”的政治卫星，始终没能从歌乐山升空。
毕业后，学校特意将蒋庆留校，领导和老师们认为，只有西政得天独厚的平等、宽容的学院氛围，能够包容蒋庆，使他尽情地去思考和构建他的形而上的精神王国。
2008年10月，是78级入校三十周年纪念日，约三百名同学从天南海北重聚歌乐山。同学们无论是官居几品，学富几车，富甲几斗，重返歌乐山，都如同快乐的孩童一般，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靥，怀旧、叙情、感恩，成为同学们共同的愿望和莫大的享受。歌乐山收藏了我们青春的脚印，见证了78级人那饱含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学校以最高的礼遇迎接78级游子地归来，学校的书记、校长多次多次情真意切地说道：“78级为西政争得了无上的荣光，西政永远以78级为骄傲！”
每位同学报到时都得到了一枚校徽，大家都无比虔诚地把它佩戴在胸前。我们这群四五六十岁的老学生，漫步在昔日播撒理想和青春的校园中，与现在的学生相遇，他们都以无比羡慕和崇敬的眼光对我们施以敬意。
我特地走进自己当年的寝室，现在那里是三位研究生的住所，当得知我是故地重游时，他们都热切地把我请进房间，聚精会神地听我畅谈关于知识、想法、包容心的年轻人成才真经和自恋、自卑、自信的人生感悟。他们深有感慨地说：“学长所讲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书本里，课堂上从来没有看到听见的。”
当年的歌乐山，犹如金庸笔下的神功练场。她远离都市的浮华和尘世的喧嚣，我们这一群童男童女心无旁骛地在那里洗礼灵魂，修炼功法。当我们离开她的时候，犹如七剑下天山，梁治平、贺卫方、蒋庆、顾培东、舒扬等一大批学友有如郭靖、黄蓉、韦小宝，个个身轻如燕，身手不凡，一套套独门独派的文化组合拳如行云流水，出神入化，剑剑封喉，刀刀见血，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圣殿里，“搅得周天寒彻”。
毕业后，我来到四川师大马列教研室教中共党史和哲学，我的一些同事和领导虽然在学业上十分粗糙，但却对功名利禄从不马虎，因此他们对独立的学者人格很是嫉妒，对自由的学术思考绝不宽容，老实说，他们在根本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的情况下，就统统将其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每每这种“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时候，我除了以沉默表示不屑以外，更感觉当年歌乐山的宽容、包容是那么的弥足珍贵。
重返歌乐山，长时间的激情飞扬，思绪翻涌，那些日子，老是情不自禁地哼起美国民歌《可爱的家》：“纵然游遍美丽的宫殿，享尽富贵荣华，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怀念我的家。”
感谢你，歌乐山，我的青春伊甸园！
感谢你，歌乐山，你为我们西政78级人营造了一个梦牵魂绕的精神家园！
（原载作者博客“两江之哥”，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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